关于《宪法》序言是否具有规范效力，我国学界存在具有与正文同等的规范效力具有强于正文的规范效力不具有规范效力具有特殊规范效力以及部分具有规范效力等许多不同观点。
在处理具体个案的过程中，如果第1—4款牵涉其中且相互之间出现了规范紧张乃至规范冲突的情况，那么需要依照个别原则在由这些原则构成的体系框架中的价值和重要性来确定适用的优先性，并使处于劣势地位的原则向处于优先地位的原则让步。宪法学需要做的工作是透过这些事实描述去探究宪法的规范意义和规范价值，并将这种意义和价值贯穿于对《宪法》正文的解释以及对部门法规范的合宪性判断之中。
同样，第二轮土地承包期届满后，继续延长现有的承包关系同时对承包地进行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改革，也是对《宪法》的落实而非违反。同时，对于该款内涵的揭示，还需要符合由宪法根本规范和其他基本原则建立的宪法整体框架，即必须有助于内容规定性规范I-国家任务目标规范和内容规定性规范II-经济运行机制规范的落实，同时又不得突破边界控制性规范I-基本权利保护规范和边界控制性规范II-经济制度基础规范设定的边界。比如，法国1958年《宪法》第89条第5款关于政府共和政体的形式不得作为修宪的主题的规定，德国1949年《基本法》第79条第3款关于对基本法的修改不得涉及联邦由各州组成的事实，各州参与立法以及第1条和第20条所规定的原则的规定（第1条和第20条确立了人的尊严不可侵犯以及人民主权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是民主的和社会的联邦国家等原则），都可以被视为这两个国家宪法中的根本规范。那么，如何区分法律原则和法律规则呢？德沃金认为，法律规则是以完全有效或者完全无效的方式被适用，权衡则是法律原则的特定属性，且这一属性允许我们在相互冲突的原则间协调。判断地方政府撤村并居具体行政行为合宪性的标准，依然需要在以第2—4款为核心的规范群中去寻找。
规范影响分为以下三种类型：第一，与宪法土地制度条款相关的具体宪法规则（比如《宪法》第8条规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要在第10条的指引和统摄下进行理解和适用。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为宪法土地制度条款设定了基本的经济体制框架，因此可以被称为《宪法》第10条的边界控制性规范II-经济制度基础规范。经由这些结论，本文第一部分所归纳的法律界观点的正误也就明确了：程序法定既不是指程序的正当、合理与行政决定的稳定性，也不是指机械地按照成文法的规定办理。
截止2019年底，共有48篇行政裁判文书使用了行政程序法定原则或者程序法定原则。为此，德国学者提出了民主原则、法治原则。[12]参见贵州省铜仁市碧江区人民法院（2018）黔0602行审2号行政裁定书。在一些地方人民政府制定的行政程序规定中，行政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行为或按照法定程序行使行政职权几乎成为标准表述。
[36]换言之，是事物的法理本质决定了法律内容的正当性与合理性，而不是相反。如果这种状况持续存在，难免会给行政法基本原理研究和行政法律实践造成混乱。
行政机关在作出涉及其权利和义务的行政处理决定前，将行政处理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告知当事人，并告知其依法享有的权利，是行政机关处理行政事务活动应当遵循程序法定原则的具体体现。其结果，行政行为的实体要素与程序要素形成了有利与不利之间的对应与平衡。马克思认为，法律是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2018年9月，实施全国范围内异地换（补）发出入境证件。
由于他在北京缴社保不足一年，按规定须回户口所在地办理。[17]参见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桂05行初23号行政裁定书。（二）有且只有义务性程序应遵循法定原则 义务性程序遵循法定原则的根源在于，如果允许行政机关自行设定或者任意增加义务性程序的话，势必造成两个后果：一是行政相对人办事的制度成本会急剧增加。但问题在于，这种区别对待的理由何在。
如宋莉莉案指出，正当程序原则的要义在于，作出任何使他人遭受不利影响的行使权力的决定前，应当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于权利性程序而言，违反法定程序则指两个方面：一是在成文法对程序有具体规定且符合正当程序原则要求时，行政行为不符合成文法规定的程序。
这种情形下，江苏省人民政府推进的取消审批、改审批为备案、告知承诺制等义务性程序变革，是否违反了法定程序，如何评价？ 要回答上述问题，就必须对程序法定原则的解释与适用功能做进一步讨论。不过，在具体个案中，如周某办护照案所显示的，界限并非总是泾渭分明，判断还得仰赖相关解释规则的正确应用。
从结果来看，它的确将行政法定的范围从干预行政领域扩展至给付行政等领域。[1]此外，《行政复议法》第28条和《行政诉讼法》第69条、第70条规定，行政行为符合法定程序的，可以驳回请求。也即，行政法定的理论依据会进而影响相关适用规则或者解释方法。从适用范围或对象看，正当程序原则主要是针对干预性行政行为的。奥托·迈耶指出：通过基本权利的明示或默示保留，保证公民个人自由、财产不可侵犯及其他权利不受侵犯，除非有法律对此作出规定或基于法定理由才可以对上述权利进行干涉。这种行政行为对当事人而言，既可能有利也可能不利。
有利解释原则系指，在法律概念有歧义从而存在多种解释可能时，应当选择对行政相对人有利的解释方案。行政法上的行政法定原则（或者法律保留原则）最初立基于公民基本权利保障原则之上。
[15]参见山东省曲阜市人民法院（2014）曲行初字第184号行政判决书。在这里，当事人列举了行政行为的违法情形（未公示、未送达、未告知），但三者之间的关联无从理清。
（二）行政程序法定原则在行政诉讼实践中的应用 相较而言，行政程序法定原则在我国人民法院裁判文书中的出现和应用比较晚。在行政法基本原则中，行政程序的公正性实际上是程序正当原则的要求，将其置于程序法定原则之下，二者之间的关系与边界便变得模糊起来。
但是，人权保障原则、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的内涵和要求不完全一致，将行政法定原则植根于它们所产生的结果也不完全一致。不能取消或改为备案管理的，实行告知承诺制。《决定》首先提出推进机构、职能、权限、程序、责任法定化，然后提出侵害行政法定，即行政机关不得法外设定权力，没有法律法规依据不得作出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对义务性程序而言，系指违反程序法定原则。
[45]本案刊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8年第8期。换言之，人民法院或当事人将行政程序正当性作为行政程序法定性的基本要求。
[7]在这48篇行政裁判文书中，有的是原告或者诉讼第三人（即行政相对人或者行政第三人）在其诉称中使用的，有的是被告（行政机关）在其辩称中使用的，有的是人民法院在其裁判理由中使用的。1791年《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规定：无论何人……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和财产。
起初，主要包括听取对方意见和自己不能当自己的法官两个方面。前者涉及的是立法权的划分，后者涉及的是成文法对法律适用者的约束力。
换言之，行政主体不能在成文法规定之外增加义务性程序，但可以有限地取消或者简化义务性程序。[41]山东费县人民法院（2009）费行初字第39号行政判决书，山东省临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0）临行终字第74号行政判决书。[34]本案载于《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4年第8期。自由权是排除国家权力对个人领域的介入，以保障个人自由的意思决定和活动的人权。
从这一规定可看出两点：第一，行政程序要法定化，也就是要确立行政程序法定原则。综上，即行政程序法定其实仅指义务性程序, 权利性程序以正当程序为原则，只有在限制或者排除权利性程序时才遵循法定原则。
但尚不能确定者也有两点：第一，减损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或者增加其义务的决定中的权益和义务是否包括程序方面的。[日]芦部信喜：《宪法》，林来梵、凌维慈、龙绚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2012年以前，只能在户籍地办理。[7]用程序法定原则在北大法宝上检索，截止2019年年底，所能检索到的行政案件仅有42篇，少于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检索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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